題圖：左為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虞雲國，右為程應镠先生當年寫給他的信。
宋史名家虞雲國随筆出新，《立雪散記》錄其記述前輩學者與回顧學史體悟之文共四輯40餘篇，以尊師重道為主旨，以史壇舊聞為内容，文字雅達，叙事生動。
這些昨日故事，迄今讀來仍具穿透力。
『此程門非彼程門，但同是尊師重道』
《立雪散記》
虞雲國 著
商務印書館
上書房：書名《立雪散記》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程門立雪的故事，您是用了這一典故嗎？
虞雲國：書名之“立雪”，确實出自《河南程氏外書·傳聞雜記》所載楊時與遊酢谒見程頤時的情景，這一典故後來被提煉為成語“程門立雪”，指學生求學心切并尊敬師長。作為恢複高考的首屆本科生，我就讀于上海師範大學曆史系，追随程應镠（筆名流金）先生治宋史。蒙程師推薦，我得以發表人生第一篇宋史論文，開始學術生涯。本科畢業後，他留我為助手，兩年後又招為研究生。流金師對我的始造之力是不應忘卻的，這是我輯集這冊随筆的用意。雖然此程門非彼程門，但借用尊師重道這層含義，是熨帖切題的。
上書房：40多篇随筆是按怎樣的邏輯分成四輯的？
虞雲國：第一輯“程門立雪”編入了我寫流金師生平與學術的散篇文章。其中的《治史三昧》，還是我當年讀研時“史學方法論”的課程作業，是我揣摩、領悟流金師治史方法的心得體會。他将其載入《宋史研究通訊》，作為當時宋史學界研究生導師的參考。
第二輯“尚餘春夢”收了一組學人側記。他們與流金師同輩，或是至親，或是好友，或曾同事，都出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不同程度地受西潮與新潮的洗禮與熏陶，時代在他們的思想學術上烙下了很深的印記。
第三輯“流金藏劄”也是學者側記，但依據的是先師藏劄，包括史學家吳晗、丁則良、楊廷福與陳志讓，哲學家馮契，文論家徐中玉，作家兼文史學者施蟄存與宋淇，他們都與流金師有書信往來。
二三輯的寫作，我着重把握兩點：一是主要圍繞流金師與其交往展開；二是隻摹寫他們某些時刻的剪影，而不求全面詳備。兩輯中的十多位人物，在現代學術史上構成了一組學者群像，廣義上都可視為我應立雪聆教的師長。
第四輯“學史留痕”是我曆年來為自己著述寫的序言，權作立雪程門的一份彙報。我的治史領域主要在宋代，但也時不時寫寫文史随筆，希冀借此能讓史學走向大衆，盡一份曆史學者的社會責任。将這些自序集為一輯，一方面或能勾勒出我的治學軌迹，一方面也能集中反映我的曆史觀與價值觀———在史學界阈裡對君主專制政體一以貫之的批判。
上書房：作為程門弟子，您從1993年開始整理先生的《流金集》（學術編）。2016年程先生百年誕辰之際，您更以68歲的年紀，經常工作到淩晨三點，曆時數月，編纂而成《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到今天這本最新的《立雪散記》，這樣嘔心瀝血的書寫，在師生情誼之外，還有怎樣的史學上的考量？
虞雲國：2001年，我為《流金集》（詩文編）編過一個2萬字的附錄《事迹詩文編年》，是一種私領域的紀念，未正式出版。2016年，師母李宗蕖先生及其子女友朋，又提供給我包括先生日記、書信、未刊詩稿與交代檢查在内的文檔資料，在批閱這些新材料的過程中，我益發感到，有必要改變對流金師的私人化書寫傾向，而應把他的生平遭際與坎坷命運，作為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的微觀個案，以一朵浪花的視角去觀察20世紀中國曆史的九曲回瀾。
判斷書寫的對象或曰傳主、譜主是否有價值，梁啟超曾提出過具體的建議，歸結起來有三點：一是要有相對重要的研究價值，二是可以成為新的研究角度，三是必須具備起碼的資料。我占有了豐富的流金師的資料，那流金師是否有相對重要的研究價值并能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呢？我以為是的。
流金師出身于官宦世家，先後求學于燕京大學與西南聯大，大學時代就從事文學創作，參加過北方“左聯”，在昆明時期，兩度成為沈從文主編文學副刊的助手，亦師亦友的關系持續超過了半個世紀。他的師長輩裡有陳寅恪、顧颉剛、鄧之誠、張蔭麟等大師名家，同窗摯友中有丁則良、徐高阮、陳志讓等，堪稱“座中多是豪英”。
流金師屬于“五四”啟蒙思潮熏陶出來的那代知識分子，西方的民主思想與傳統的家國情懷構築起那代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他義無反顧地投身“一二·九”運動；抗日戰争時期，又先後在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從事抗戰活動；後因師友聞一多、吳晗的介紹，加入民盟，共同聲讨昆明“一二·一”慘案。聞一多被暗殺後，他也上了黑名單，被迫逃亡。不久，他以最年輕的教授身份成為上海“大教聯”骨幹，一方面積極參加争民主、反迫害的鬥争，一方面以政論、雜文抨擊時政。20世紀50年代中期，流金師主政上海師範學院（上海師範大學前身）曆史系；1957年被劃為“右派”，沉淪二十年後方得複出，任上海師範大學曆史系第一副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等職，與鄧廣銘、陳樂素一起，創立中國宋史研究會。
流金師一生經曆豐富多彩，人際交往跨界多元，親屬中也是名人濟濟。他盡管還稱不上梁啟超所說“可以作時代或學問中心”的大人物，卻也有相當知名度，完全适合選為個案，以其人生沉浮與關系網絡來凸現20世紀中國的風雲變幻與知識分子的命運遭際。
上書房：這是不是就是您曾表達過的意思：典範史學有典範史學的價值，邊緣史學有邊緣史學的價值？
虞雲國：是的。但這個觀點非我原創。王明珂在他的《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一書中強調，應以“反思史學”對“典範史學”進行補正、批判與反思。王明珂所說的“典範史學”接近于主流史學。更早的時候，魯迅先生則以官史與野史的關系來說明這層意思。
我覺得以典範史學與邊緣史學來指代兩者可能更好些。相對典範史學，邊緣史學處于弱勢地位，但資料翔實而足資征信的邊緣記憶，庶幾可補充共同記憶的一部分。我作《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努力在叙事綱要中給以客觀中性的交代，以期在時代變化中安頓人物，在人物命運中折射時代。在《立雪散記》中，我以流金師為聚焦點，選擇了與他有密切交往的學界師友為深化的個案，試圖串起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代心史。後來者讀後，可以從中感受到：出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的這代知識分子，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是志存家國的熱血青年，在反專制争民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是奮勇前行的時代鬥士；在不同時期的艱難歲月裡，他們相濡以沫的真摯情誼與人性光輝更讓人唏噓動容；他們對學術秉持着執着終生的追求之心，曆經波折，在改革開放後以拼命精神譜寫了自己學術的《黃昏頌》。我以為，這些才是這冊随筆的看點。
『經師易求，人師難得；不能止步于技能的傳承』
師之所存，道之所存也
上書房：讀這本書，可以讀到力透紙背的兩個字———師道。韓愈曾說，“師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師是人類知識文化的嬗傳者，使人在德性和知性上成人。但為何在教育日益普及的當下，人們常發出“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的慨歎？
虞雲國：程式化的現代教育對人文學科的傳承方式形成了巨大的沖擊，納入規範化教學範疇的僅是其中的基礎知識與技術手段，大緻不出“記問之學”的範圍。中國向有“經師易求，人師難得”之說。史家胡三省認為：經師，謂專門名家，教授有師法者；人師，謂謹身修行，足以範俗者。也就是說，人師與經師的區别主要在道德持守。我認為，不妨把人師的界定理解得寬泛些，将道德人格與學術個性都納入。
顯而易見，傳統文史之學不能止步于專業知識的複制式傳承，還應追求更高的境界；唯在其時，導師個性化影響與人格化熏陶才凸顯出來。然而，反觀當今學術體制下的人文學科，真正進入人師層面的導師不說鳳毛麟角，也是少之又少。不少廁身導師者，至多停留在經師層面，有的連經師也稱不上。
上書房：程應镠先生的教學給您留下怎樣的印象？
虞雲國：流金師曾這樣要求我：一是講課要有研究所得，不能隻做搬運工與傳聲筒；二是要強調講問題，也就是要有問題意識。這其實就是他自己講課時的寫照。他在《國學講演錄》中，往往将自己的經曆、體悟與感情傾注其中，講稿背後有其人在。例如，講《離騷》時自述曾集《離騷》句為挽聯憑吊聞一多。
學術個性與道德人格是融為一體、不能分割的。流金師吸引我們聚攏在他身邊，先生家的客廳成為我們77級學生晚餐後的向往之地，去那裡聽先生談時事政治，談學林往事，談學術動态，似乎什麼都能成為談資。這種師生談話，氣氛自由而随意。
上書房：教學過程中哪件事讓您印象最深刻？
虞雲國：先生對弟子，很少有直接的批評，對我也是如此，但有一次當面诘問，讓我至今難忘。
1986年，為參加一次科學社會史的學術會議，我與好友合寫了一篇中西科學思想比較的文章。好友搞科學哲學，凡西方神學與科學的資料與論點由他貢獻，而中國思想與科學的材料與想法主要由我提供，分頭操觚，而後合攏，題目叫《理性的西方神學與非理性的東方理學》。先生看到了這篇文章，在我登門時，正色問我：“你西方的東西讀過多少，宋明理學的書讀了多少，就下這樣的結論！”說完這幾句話，就沒再多說，而是轉到了其他話題。
這一棒喝令我深省與警醒。我琢磨先生的意思，并非對傳統與曆史不能批判，而是告誡我，任何關乎史學的判斷與結論，必須在全面掌握材料、深入進行研究後做出，而結論先行、材料後找，必然背離史學正道。這些年來，我仍會在曆史随筆與史學書評中對曆史與傳統中的負面因素進行批判與反思，但每當完稿之際，我總會扪心自問：你的觀點與結論是否經得起全部史料的覆案與拷問，從來不敢再有造次。
上書房：在程先生的時代，國學與西學的關系是學術界乃至全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題，程先生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虞雲國：《國學講演錄》是流金師當年為古典文獻學本科生上課的講義，從中可窺他的态度。他開講之初便說，“國學就是中國之學……也就是四部之學”“四部之學，包括的範圍極廣”，至于國學是否會妨礙中國轉型成功、真正走向世界，他認為關鍵不在國學自身，而取決于我們如何正确對待國學及其與西學的關系。他指出，國學裡“精華是與糟粕并存的”“我們文化中也有許多壞東西，諸如‘血統論’‘朕即國家’‘迷信神、迷信鬼、迷信領袖（天王聖明，罪臣當誅）’絕對不是科學的态度”，但“肯定是有一些好東西，我們是要拿過來的，是要繼承的”。同時他也明确指出，“西方哲學，認識論求真，美學求美，道德學或倫理學求善。要建立社會主義的道德，也要有所繼承”。也就是說，在中國轉型中，就文化而言，既不能拒絕西學為人類文明貢獻的共同遺産，也不應遺棄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這些理性包容的持論，正是這冊講義的根本立場，也是流金師對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
上書房：您之前提到《治史三昧》是您揣摩、領悟程先生治史方法的心得體會，其核心有哪些？
虞雲國：其一關乎史料。先生總是告誡我們，要抵禦名利思想的侵襲，靜心坐下來認認真真多讀幾部中國古代史基本典籍，以“闆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為座右銘。他讓研究生第一年就以研讀《資治通鑒》為日課，實在是期望我們在史料上有厚實的根底。且他認為，無論專治哪個朝代，都應對曆史先有整體的了解。
其二關乎史論。先生常吟一句古詩來勉勵我們：“剖破藩籬是大家”。紮實的史料學訓練是曆史研究的第一步，但不是終點。史學研究不應該僅僅是史實的考察與求真，更不能是史料的羅列與堆砌。先生曾說，“史料不等于史學，不論他掌握了多少史料，都不能說他是史學家”，還曾說“議論終須不傍人”，即要以史實為基礎，在對曆史發展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上，以新的理論與方法，做出自己新的概括與總結。
其三關乎述學。文以載道，史學研究的成果是要通過文字表達出來的。先生相當講究文字表達，要求我們不斷提高駕馭文字的能力，把史學論文寫得簡潔暢達，富于文采，使人愛讀。先生自己的文章清峻雅潔，看似漫不經心地寫來，毫無人工斧鑿的痕迹，侃侃然，娓娓然，使人感受到筆端是帶着溫情的。
『合格的曆史工作者，既能為己也能為人』
闆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上書房：您果然得程先生治學“三昧”，比如您曾在《宋帝列傳》中承擔了宋光宗、宋甯宗部分，但由于光宗的精神病與甯宗的讷言寡行，他倆的史料特别寥落，為此您下笨功夫在文集奏議和筆記野史中去發掘相關的零散史料。
虞雲國：這确實是用力多而收獲少的艱苦工作，但畢竟對豐富傳主個人形象有所補益。在使用筆記野史時，我都盡力做了比勘考訂。我自信，傳記中所有史實性的陳述，無一句無來曆。曆史傳記不同于文學傳記，必須具有史學著作的科學性，雖允許在史料若斷若續、若有若無處做出合情合理的推斷分析，但容不得一點虛構。
上書房：既在史料上下笨功夫，您同時也在史論上有不少開創性觀點。比如您對宋代台谏制度的研究，被同行評議為有新意。
虞雲國：我在制度史研究中，除了必須做到的制度複原外，确實尤其注重對台谏制度在運作過程中的動态考察。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制度的程序規定與實際運作之間，其差異性往往不能以道裡計。
上書房：所以您對宋代分權制衡的初步嘗試與最終失敗始終持清醒的認識，但在近年來興起的宋朝熱中，對此不乏有些過于美化。
虞雲國：宋代的台谏制度看起來是帝王與士大夫實現了某種共治，實際上君權始終淩駕于一切權力之上，台谏制度的實際運作效果取決于君王的性格與覺悟。當君主失去自覺，濫用君權時，權力制衡結構就不複存在，宋朝曆史便發生畸變。那種鼓吹宋朝“皇權成為最高公權力的象征”的論調，不是對曆史的無知，就是在為君主專制作背書。
宋朝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朝代，現在連普通人也關心宋朝是件好事，但曆史不能戲說。我的《細說宋朝》，是黎東方先生生前留下的“說史”系列的續篇之一，我希望以黎先生開創的既有曆史感又有可讀性的“細說”文體，去清除那些有悖史實的“戲說”，讓曆史研究走向社會民衆。
上書房：您的多部宋史研究著作，都因為可讀性強而受到了普通讀者的喜愛，但學術界始終存在着以所謂的學術性鄙夷這類作品的現象。
虞雲國：學術性與否，并不取決于著述的形式。張蔭麟《中國史綱》的學術價值向為學界推崇，但這部著作完全不用引文，使人讀起來十分有味。流金師對這種撰述風格推崇備至，他的《南北朝史話》也有這種流風餘韻。你能說這些著作不具學術性？當下史學界似有誤解，認為征引文獻、規範注釋才是學術專著。實際上，對任何一個治史者來說，為自己的論著注上些引文出處，并非難事，若借此披上所謂學術的華衮，倒是讓人發笑了。
上書房：這看似是個形式問題，實則是否體現了治史者的現實關懷？
虞雲國：從某種角度來看，可以這樣理解，因為這涉及治史者是否願意向民衆傳播曆史實相的問題。以史學為業的人，一方面以自己的工作，為社會提供精神産品，有助于人們把握曆史大勢，探尋因果聯系，完善知識結構，陶冶人格情操，這是為人。另一方面，他們創造精神産品的過程，也就是收獲的過程，他們給予社會的，也正是自己試圖獲得的東西，這是為己。在合格的曆史工作者身上，為人與為己的兩種史學功能是可以也應該協調兼顧的。
上書房：那麼，普通人從“出入曆史”中又可以獲得什麼？或者說，您認為曆史與現實的關系是怎樣的？
虞雲國：曆史與現實的聯系，有兩種基本的路向。一是從曆史到現實的取徑，即以嚴謹的科學方法對某一曆史現象做出本質的認識，取得成果，提供給現實作為借鑒。一是從現實到曆史的取徑，即從現實社會生活中領悟到有必要重溫曆史上某些與之近似的現象，加深對那一曆史現象的再認識。
無論哪種取徑，都必須堅持把曆史的還給曆史，堅持曆史的真實性，不能歪曲、隐瞞、編造或篡改曆史，不負責任地借史說事，低俗淺薄地“古為今用”。史學研究不能失身于現實政治。
上書房：您在書中說自己幾乎一年都拿不出一篇精打細磨的像樣論文，這固然是您謙虛了，但話中似也有對當下論文泛濫不以為然之意。
虞雲國：學術史的長河也遵循着大浪淘沙的鐵律，輕飄飄的學術泡沫總要消退的，沉甸甸的成果終将留下。學者的價值就在于他們的著述能夠長久地傳世，就像《立雪散記》寫到的流金師與他的學界友朋留給後人的那樣。
（實習生秦樂淳對此文有貢獻）
虞雲國研宋系列
《宋代台谏制度研究》
本書宗旨講究抉發制度内在理路，吸收中西政治資源的合理層面，以彌補制度機制方面的不足，稽考并诠釋天水一朝台谏制度的背後，實際隐藏着許多政治學理念的知識背景。
《細說宋朝》
本書叙述自宋太祖統一全國至元滅南宋期間的曆史，涉及兩宋、西夏、遼、金等政權的重要曆史和人物。“細說體”既有生動的故事與真實的曆史，又有頗具見地的評點，體例别具一格。
《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時代》
本書内容涉及靖康之變北宋王朝刹那覆滅到建炎南渡高宗政權初步立足的曆史過程、宋高宗與嶽飛在宋金和戰上特殊的君臣關系等，不僅代表了作者對于南宋初40年曆史的認識，更有助于一般讀者深入認識“中國轉向内在”這一主題。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甯宗的時代》
在某種意義上，每一個帝王就是他統治下那個時代的縮影。本書選取宋光宗、宋甯宗兩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為研究對象，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會問題，也分析了光甯兩朝南宋走向衰微的曆程和原因。
《水浒尋宋》
本書貫通正史與筆記，糅合詩詞、話本、戲曲、繪畫，截取小說中一個個生動鮮活的場景和具體可感的細節，将籠罩在《水浒》上的層層迷霧撥開，還原為生動真切的宋朝社會生活面貌。
《敬畏曆史》
本書選取了與中國曆史相關的書評、随筆與自序，表達作者對曆史的敬畏之情：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一路走來的全部曆史，應該深懷敬畏，坦然面對，無論是非成敗，無論盛衰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