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教授從《羅蘭之歌》談起。史詩以法蘭克王國為背景，表現人物忠君愛國的思想，并多次出現“法蘭西”等詞語。雖然當時的法蘭克王國與現代法國的地理邊界區别很大，且史詩并未使用法語，但愛國因素、國家概念的出現，再加上4200餘行的篇幅，使《羅蘭之歌》有理由被看作法蘭西民族的開篇史詩。這也由此提醒我們注意到兩個問題：一是法語尚未确立，而法國文學史已經開始；二是國家的邊界和文學的邊界之間的關系。
進入文藝複興時期，蒙田的《随筆集》和拉伯雷《巨人傳》是法國文學代表性的作品。《随筆集》和《巨人傳》體裁不同，前者開随筆體裁的先河，後者是現代意義上的小說；兩部作品風格也有巨大差異，《随筆集》風格嚴肅，《巨人傳》想象力豐富，對巨人的描寫荒誕不經。但即便兩者在體裁、風格上區别鮮明，卻同樣具有濃厚的“人文主義”氣息。一方面，兩部作品都旁征博引，構成了與古希臘古羅馬篇章的互文與對話，體現出“尚古”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古希臘古羅馬被看作西方文化共同的源頭，但法國人文主義者卻不得不借助翻譯才能了解這一文化源頭，所以法國文學與古希臘古羅馬的對話既是曆史性的交流，也是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兩部作品都重視遊曆。此時的西方出現了各種語言與文化，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所以無論是曆史性還是地理性質上的遊曆，都有助于确認自我，“西方”、“歐洲”的概念也正是出現在這一非統一的曆史情境下。袁老師由此指出，法國文學不完全是法國、法語的，在“西方”、“歐洲”的概念框架下，很多外國的因素摻雜其中，但法國文學也正是仰仗着與曆史的縱向對話以及歐洲範圍内的橫向對話，得到長足發展。
在古典主義時代之前，法語實際地位不高。但從古典主義時期開始，法語确立了自身的優越性。笛卡爾的《方法論》是第一部用法語寫作的哲學著作，這是對法語明晰性的确定，同時，用法語寫作的過程也反過來發展了法語。法國文學史上的“古今之争”意味着法國開始維護民族語言的位置，語言的成熟也促進了文學的發展，17世紀法國形成規則嚴苛的古典主義戲劇，為迎來文學的黃金時期做好準備。與此同時，如果在世界化的角度下重新審視這個時代，日臻完美的語言也開始謀求“向外”的動線，航海技術的發展使之成為可能。
走出中世紀以後，歐洲開始有自覺的世界化意識，文藝複興時的世界化尚在歐洲範圍内，進入18世紀，西方已經開始認識到東方，伏爾泰寫作了《中國孤兒》，薩德的某些情節取材東方故事，從這個時代開始，法國産生了“民族中心主義”的世界概念。
進入20世紀以後，文學類型的邊界被瓦解，不同藝術相互融合，文學的生産、流通、消費都呈現國際化的特點，世界化成為了法國文學最重要的标識。通過重新梳理從中世紀到20世紀的法國文學，袁筱一教授一步步分析了文學世界化的趨勢，并指出文學的世界化既是“世界化”的一部分，同時也在抵禦“世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