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上午9時，雲南大學曆史與檔案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成一農先生做客bevictor伟德官网“名師雲講堂”，在騰訊會議平台上為全校師生帶來了一場題為《中國古代河源探查的再認識——以河源圖為中心》的學術講座。本次講座由bevictor伟德官网鐘翀教授主持，來自全國各高校及研究機構的206位師生參加了本次報告會。

成一農研究員

成一農教授的報告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我國河源圖研究的曆史，第二部分對黃河河源圖知識的源流與古人對河源的認識過程做了重點分析，第三部則是關于我國長江河源知識的流傳與演變。

成一農先生在第一部分報告中指出，由于黃河和河源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特殊的地位，以及在儒家經典《禹貢》中的相關記載，因此中國古代對于黃河源的關注、讨論，甚至實地探查持續不斷，由此在曆史上，對于河源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認知。大緻可以歸納為“導河積石說”、“河出昆侖及重源伏流說”及“河出星宿海說”三種。

在以往關于河源認知的研究中，尤其在20世紀50、60年代河源探查的時期，基本都認為随着唐代之後對于河源地區的不斷探查，那些早期對于河源的錯誤認知，被逐漸抛棄，“河出星宿海說”日益占據主流，且通過這些實地探查，對于河源的具體所在日益接現代的正确認知。中國古代的各種史學、地理以及宗教文獻中都有着大量與黃河河源有關的記載，以往的研究大緻認為随着唐代之後對河源的不斷探索，對于河源的文本記載以及地圖上對河源的描繪逐漸由“錯誤”走向“正确”。在受到現代科學影響的現代人看來，實地考察是知識可靠性的來源，但問題在于，這樣的判斷标準對于中國古人是否适用，尤其是當來源于實地考察的知識與經典以及長期占據主導的傳聞發生沖突的時候。

在第二部分報告中，成一農先生梳理了從宋代以來存世的河源圖。他指出在宋代地圖中，“重源伏流說”實際上占據了主流，或者表現為與“河出昆侖說”或“導河積石說”糅合在一起，其對“伏流”出露處的認識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唐代河源探查的影響。

《華夷圖》中對河源的描繪

到了元代，都實對河源進行了考察，對後世對河源的認識産生了重要影響。在反映都實河源考察的重要文獻《辍耕錄》中，作者陶宗儀對“伏流重源說”表示明确反對，但同時期王喜的《河源圖略》中，依然堅持傳統的河源觀點，說明即使都實實地考察之後，對于河源的認識在當時仍然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明代的地圖對于河源的表達大緻分為兩類，一類是将河源明确或者不明确的标注在了“星宿海”或者“星宿海”大緻所在的位置上，但某些地圖在河源不遠處标繪有“昆侖”；另一類，則表達的是“重源伏流說”，且認為“伏流”出露處就是“星宿海”，但同時或将“河出昆侖說”或将“導河積石說”與此糅合起來。第二類地圖在明代占據着主導。

章潢《圖書編》中第二幅“河源總圖”對河源的描繪

總體而言，從地圖來看，宋代之後，在關于“河源”的問題中，“重源伏流說”實際上占據着主流，隻是有時明顯或者不明顯的糅合了“河出昆侖說”或“導河積石說”；而唐代以來對河源的考察并未動搖上述三種說法，尤其是未能動搖“重源伏流說”，而隻是在“重源伏流”的框架中，進一步确鑿了“伏流”露出地面的位置，而就“重源伏流說”的長期存在而言，“世俗權力”以及構建“國家認同”的需要并不是原因，其本身就是一種長期存在且占據主流的中國古代關于黃河河源的認識。

古人對于“重源伏流”說的堅持，也有着邏輯基礎。除了相信一些“經典”著作中的記載是正确的之外，他們實際上也都持有今人所持的“眼見為實“的信念。此外，這些認知還使用了同樣為今人所強調的邏輯推理，但在史學發展的今天，傳統的認為通過考據或者對于史料的辨析能得到或者接近“史實”的夢想應該放棄了，我們所應做的隻是：說服更多的人相信我們所論證的很有可能是史實。

在關于江源問題的讨論中，成一農先生回顧了中國古人對于長江源頭究竟為岷江還是金沙江的認識過程，他認為中國古代的“江源”标準，主要為水源的遠近和大小，但部分持長江發源“岷山”的學者所持的依據主要是堅持《禹貢》的經典地位，并不以河流的長度、遠近為标準。

《六經圖》“禹貢随山浚川圖”

最後，參加講座的孫宏年研究員、尹玲玲教授等學者針對講座中的問題與成一農先生進行了交流，同學們也通過留言的形式積極提問，成先生耐心解答了同學們的問題，本次講座在愉快的氛圍中結束。

 撰稿：楊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