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8日，毛銀梅坐在家中。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編者按：
2012年夏，韓日“獨島”争端持續升級，并擴散至“慰安婦”問題。當韓國就此加緊對日訴訟并将提交聯合國大會時，一群戰時流落鄰邦中國的韓裔慰安婦還在延續半個多世紀來的孤獨，她們故土難返，鄉音盡忘，在沉默中走向生命和記憶的終點。
中韓都是受日軍性犯罪之害最嚴重的國家。近年來，韓國在“慰安婦”訴訟上步伐之大，态度之堅決，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其他亞洲國家的參照。
在異國，她們曾因為身世被勞教，甚至因為不能生育挨丈夫打。多年以後，很多人連母語都不會說了，僅依稀記得幾首故鄉的童謠。
韓國将“慰安婦”索賠上升至國家行為。除了救助本國受害者，對日索賠，還定期援助流落海外的本國慰安婦。
這個姑娘怎麼來的孝感湖西村，村裡人都不大上心。一個流行的說法是：鳏夫黃仁應從武漢娶回來的。背地裡有過閑言碎語，可那年月兵荒馬亂，種地挨餓的、跑路的、鬧革命的，命都保不住，誰還留心這個。
村裡叫她“外國人”。男人家窮得叮當響，找野菜、下地種田，她一點點學着來。别人扁擔鋤頭都是往肩上扛，偏她拿頭頂着。小孩見了，追着她喊“洋婆子”。開始她聽不懂，慢慢的她會發脾氣了，再過了幾年，她能手叉着腰，用那跑調的孝感口音扯着嗓門罵回去：扇你一耳刮子！
她幹活，愛幹淨，燒得一手好菜。村集體越來越器重她：1958年村裡搞食堂，毛銀梅便被委以廚師的重任，後來幹飯變稀飯，再後來啥吃的也沒了，外國人也跟着中國人挨餓，吃樹葉，過了三年大饑荒。“文革”時期，上頭來的四清工作組都住她家——不管家裡是泥巴地還是水泥地，她天天拿抹布蹲在地上抹一遍，哪怕後來她把朝鮮話忘個精光，這習慣恒久地保持下來。村裡人愈發尊重她，都叫她“朝鮮媽媽”。
直到1980年代末，她的身世之謎重又被提起。那時候土地早就包産到戶，她和黃仁應兩口子基本喪失勞動力，她去找當時的大隊長黃玉華說生活困難，想找統戰部搞一點救濟。黃玉華有點為難。
為了凸顯救濟的必要性，她說：我是個苦人，我給日本人當過“那個”。
7年，15萬
她的意思是：她曾經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那時候她還叫樸娥姬，18歲，來自現今韓國。
據聯合國1996年發布《對女性施暴的報告書》，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強征朝鮮半島的婦女充當從軍慰安婦達15萬之多，被認為是受害最嚴重的國家。（學者蘇智良認為中國超過20萬，因種種原因調查未能在中國實地開展而遭忽視。）
“慰安婦”制度源起日本1917年出兵西伯利亞的戰争，那場戰争以性病的慘痛記錄告終，性病患者甚至大于戰死人數。一是防性病，二是避免無序發洩的強奸案，三是防止士兵私下接觸民間娼妓洩漏情報，1938年起，日本按照“每100名士兵配備1名慰安婦的比例”設置慰安隊（後來出現過35.5∶1的比例）。
朝鮮半島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被強征所謂“女子挺身隊員”。盡管後來日本咬定這是公平交易，女孩們卻是被誘騙或擄掠來的。輸出的交通路徑主要兩種：從平壤坐火車到黑龍江，從釜山坐船到上海。
1941年，18歲樸娥姬用逃跑結束了長達11年的童養媳生涯，一路流浪到朝鮮北部。在一家酒館裡，老闆白白壓榨了她兩年勞力，并倒逼她“還債”。樸娥姬在絕望中不得不接受老闆所指的“明路”——到中國漢口日本人開的紗廠掙大錢。1945年，她和二十幾個朝鮮姑娘一道，坐上一列開往中國哈爾濱的火車。
其時慰安所已遍及日軍攻占的足迹。後方叫它“大和SEX特攻隊”。大到北京、上海、南京、武漢，遠到中蘇邊境的阿爾山也設有慰安所，慰安婦多達數十萬。
這個出生在全羅道（今屬韓國）的小姑娘壓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死亡率高達75%的慰安婦生涯。
魔窟
在哈爾濱，樸娥姬一行被賣給了日本人。在接下來近半年時間裡，她們受盡了虐待，稍有不從就遭受鞭刑和煙頭燙。1945年7月，輾轉南京，樸娥姬被送往武漢。她在船上偷偷數了一下，原本25個姑娘已少了近三分之一了。
作為抗戰時期中國短暫的陪都，武漢是日本人占領後重點經營的城市。珞珈山上櫻花凄美，卻仍掩蓋不了山下的惡行。這個長江沿岸城市共開設了六十多個慰安所，在一處叫積慶裡的慰安所，朝鮮婦女遭到毒打的皮鞭聲和哭喊聲，走路上都能聽見。
樸娥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她隻曉得所在離湖邊很近，山上有蔣介石的塑像。慰安所是一棟兩層高的樓房，兩人一間，用布隔開，床是木闆搭的。毛銀梅管日軍慰安所的老闆叫“叔叔”。叔叔記賬配給她口紅、牙刷和衣服，也會對她進行性侵犯。
晝夜無休，多的時候一天有二十多個日本兵進來。
許多地方，老闆會有數量規定，比如每完事一個便交一個小票，每天如果達不到15個小票就得受罰，下跪、打耳光、沒飯吃。
而樸娥姬的同胞文明金所在的軍人會館，每天接客5人左右，日本人送她香粉和飾品，要求她穿戴漂亮，每天要花一點時間學日語、學日本歌舞，梳日本式發髻。有時日本軍官還要與她們合影留念。
慰安所的入口處常見一個盛有高錳酸鉀溶液的玻璃瓶上，垂下一根橡皮膠管，這是性交結束後，用以沖洗生殖器；例假來了，用棉花擦淨血迹繼續接待。
在上海等地，慰安婦們被強迫注射一種叫606抗生針劑。據說它防梅毒很有效，但它和黃色的奎甯藥片一樣，也成為婦女終生不孕症的原因之一。
即便如此，也不能100%避孕。1928年出生于慶尚南的洪愛珍在武漢的慰安所裡一度懷孕。妊娠3個月時，她被迫流産。手術時，她的子宮被一并摘除，從此絕經。
無論朝鮮人還是中國人，有時妊娠期也得接客，因此有人胎死腹中難産喪命，有人生下的嬰孩被老闆賣掉，有人生了病無錢醫治，死後就用她平時蓋的被子裹着，扔到荒野外去。
和樸娥姬同一層樓的一個韓國姑娘，幾個月後懷孕了，吃飯、喝水都要吐，骨瘦如柴，連上廁所的幾十步路都走不動。她被日本兵擡出去打胎，再也不見回來。
逃跑，很可能犯下死罪。在海南的石碌慰安所，四周均設警戒網，日軍日夜站崗巡邏，一旦逃跑，或當場活活打死，或被赤身吊在樹上毒打，還有電刑、灌水……而更多人已經麻木，也不想家也不想逃，隻是每天接客送客，和死人一樣。
樸娥姬被關在院子裡，不問年月。漸漸她感覺到，每天“光臨”的士兵變少了。崗哨從三個減到一個，成天沒精打采。“叔叔”不見了。
那是1945年8月後，日本已宣布投降。在一個傍晚，趁哨兵上廁所的當頭，樸娥姬成功逃生。
他國餘生
樸娥姬躲在一個叫姑嫂樹的地方。跟過一個拉人力三輪的男人，沒多久就散了，直到遇見後來的丈夫、孝感三汊鎮湖西村農民黃仁應。
黃仁應大樸娥姬八九歲，死過一個媳婦。在戰火連天的年代，據說在村裡哪怕是個癡呆也能嫁，能生娃就行。
可是樸娥姬無法生育。
日本投降後，朝鮮半島獲得了自由，并分裂成南北兩個國家。流落異國的韓裔慰安婦在戰後大部分都選擇回歸故裡，在沉默中了卻殘生，但也有像樸娥姬一樣家園荒蕪、至親盡失的留了下來。她們逃亡、流浪，直至遇到願意收留她們的中國男人。
由于戰敗時日軍銷毀檔案，日本政府掩藏真相以及全面研究的缺乏，亞洲慰安婦的數量一直停留在估算階段，更勿論留華韓裔慰安婦這個“分支”群體。中國慰安婦問題專家蘇智良在尋訪中國慰安婦的過程中發現了她們，至今他所了解到的有名有姓的在華韓裔“慰安婦”約有五十餘人。
嫁給中國人後，樸娥姬改名毛銀梅，姓毛是她拿的主意——她這輩子最感謝毛主席。“銀梅”是因為丈夫喜愛白梅花。
黃仁應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終生厚待毛銀梅。毛的脾氣不小，兩口子吵急了，黃仁應也沒拿“慰安婦”說事兒，隻是喪氣地撇一句：跟你這個外國人，怕是搞不成哦！
她目不識丁，不懂天下變幻，卻珍視所有來自祖國的點滴。1960年代有人給她捎來一本金日成的宣傳畫冊，她至今像傳家寶珍藏着，而定期探望的韓國領事館人員也被她視若親人。
1952年，他們領養了一個女孩，養女和女婿待毛很好，現在已是四世同堂。1996年，毛銀梅的丈夫去世。
村裡人照顧她，平時東家一把菜，西家一桶水。黨支書黃太平今年50歲，從記事起就給她挑水吃。後來統戰部給她的救濟也批下來，每個月60塊，這在1990年代不算小數，不過直到20年後也沒怎麼漲。
六十多年以後，老去的毛銀梅體質虛弱，她患有嚴重的頭痛病症和婦科疾病，她已經忘記了朝鮮語，也不會普通話，偶爾回憶往事的時候就一遍遍用湖西村的土話說：“造孽哦。”
毛銀梅現在住在孝感開發區龍店村，她的居屋是濕答答的水泥地，頂棚用編織袋糊着，靠種地和低保維生。社會主義是她堅定的信仰，這信仰讓她即便經曆了吃樹葉的大饑荒年代，心裡仍充滿感恩：感謝共産黨！感謝毛主席！
沉默與喧嚣
由于曆史和現實的原因，亞洲國家在“慰安婦”問題上一直沉默到1990年代初。1991年以韓國八名慰安婦起訴日本政府為标志，亞洲國家的官方或民間紛紛拉開對日訴訟之路。
在這場漫長而艱難的浪潮中，在華韓裔慰安婦卻是其中沉默且缺席的一群。她們散居異國，相互間毫無感知和聯系，最重要的是，她們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平靜，在異國，她們曾因為身世被勞教，甚至因為不能生育挨丈夫打。多年以後，很多人連母語都不會說了，僅依稀記得幾首故鄉的童謠。
自1993年起，幸運降臨到少數幾位留華韓裔慰安婦。李天英、文明金等老人在中韓兩國的民間力量幫助下，回到祖國安度晚年。韓國學者和媒體也遠渡重洋，尋找昔日受難的同胞。但這個小熱潮并沒有持續太久，遠遠未能惠及衆多像毛銀梅一樣生活封閉貧苦的老人。現在，有記錄可尋的在華韓裔慰安婦隻剩下個位數。
和衆多中國慰安婦一樣，對在華韓裔慰安婦來說，除了精神層面的印記被時間消磨，物質記憶同樣在被侵蝕——那些曾經遍及全中國的數十萬慰安所，正在城市化進程中大批量拆遷或改造。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師大教授蘇智良是第一個登門造訪毛銀梅老人的學者。他感到相當無奈的是，日軍在亞洲設立的第一個慰安所——上海東寶興路125弄的“大一沙龍”已經改造為住宅商業區。在他心裡，“大一沙龍”的分量不亞于“奧斯維辛”。
在中國，慰安婦訴求基本為民間救濟。根據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達成了一緻，慰安婦問題被視為“已解決”。2000年，蘇智良想帶幸存者到東京參加民間法庭審判活動，但雲南、海南的地方政府制止了，“還想丢人丢到國外？”他感到無奈。
與此不同的是，韓國非常注重這段曆史并逐步上升到以“國家行為”來拯救。
自1990年代，韓國民間對日本政府提起多次訴訟。據東京大學的教授大沼保昭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即便有很多慰安婦訴訟，但在一審獲勝的就一例，1998年在山口地方法院下關支部，之後就被日本的高院撤回了。
此外，從1992年起，每個周三，韓國的“慰安婦”幸存者都到日本駐韓國大使館門前抗議，她們一定要堅持到日本政府認罪，直到最後一個人離開人世。作為因同一問題而舉行過次數最多的抗議集會，“周三集會”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盡管韓國政府和民間一起努力，給受害者建立了養老院，還對海外本國慰安婦定期慰問和送去生活支援，但這并沒有完全讓韓國法院感到滿意。2011年8月30日，韓國憲法法院仍就慰安婦問題判韓國政府“違憲”，原因是其一直未努力解決該問題，侵犯了受害國民的基本權利。
2012年，韓國對日索賠進一步升級到國家級别。随着兩國在“獨島”争端的升級，韓日領土矛盾擴散到“慰安婦”問題并将其推到新的曆史熱度。韓國外長金星煥表示将于2012年9月28日的聯合國大會上提慰安婦及島嶼議題。同時，兩國均已發出警告，提醒身在對方國家的本國公民“注意安全”。
但遠在異國90歲的毛銀梅對此一無所知。她眼花了，耳朵背了，皮膚也枯萎，松松垮垮耷拉在瘦削的骨架上。有時嘴裡粘粘糊糊說着别人聽不懂的字句。過去她恨不能也上東京去控訴，慢慢的不想再提，直到自己也許真的記不起來。她不想回家，她變得和真正的中國農村婦女那樣，沉默、安分、逆來順受。
她和村裡人最近一次聊天是關于身後事。村裡人說，當地人要火葬，你是外國人，可以睡棺材。毛銀梅想了想說，我還是燒吧，幹淨。
（朝鮮和韓國在二戰結束前為統一國家，來自朝鮮半島的慰安婦被約定俗成統稱為“韓裔慰安婦”。感謝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師大教授蘇智良對采訪的幫助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