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下午2時30分，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郭沫若學會執行會長魏建老師做客bevictor伟德官网“名師雲講堂”，通過騰訊會議給我們帶來了一場題為“人文學科研究的三個問題一一以郭沫若研究為例”的精彩講座。本次講座由bevictor伟德官网黃轶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168位師生參與。

魏教授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評選為開端，概述了郭沫若翻譯成果、國學成果和創作成果所形成的三座高峰，介紹了當前國際上郭沫若研究熱以及國内研究遇冷的反差現象；又以事實澄清了網絡與微信上一些僞作和錯誤信息對郭沫若的惡搞，用不乏激情的學術語言與受衆一同探讨了郭沫若研究所體現的我們人文學科研究存在的三個問題，引人入勝、發人深省。

問題之一：成見的制約。魏教授首先說明“學術成見”如何制約了我們的獨立思考，影響了研究的推進。例如，對五四的諸多“成見”制約了我們深入探究五四多元共生的曆史。成見使我們高度重視《新青年》，無形中限制了我們認識五四的百家争鳴；成見讓我們高度重視五四先驅者的召喚，無形中限制了我們發掘五四人對新權威的真實态度；成見讓我們高度重視民主、科學兩面大旗的引領，無形中限制了我們向當時五花八門的各種“主義”拓展；成見讓我們高度重視新舊思潮之激戰，無形中限制了我們思索五四時期論争中似是而非的複雜性。魏教授對比了胡适和郭沫若二人文學革命時期的活動，指出成見大大限制了我們對文學革命起源的思考：高度重視了胡适等人的貢獻，忽視了其他人所形成的合力。高度重視了白話革命，忽視了與此同時包括郭沫若在内的許多人，超越了語言變革直接進入創作革命的新文學嘗試。魏教授還結合郭沫若五四時期的詩歌創作，說明以往的成見如何限制了我們認識中國詩歌史上郭沫若的革命性貢獻。

問題之二：偏見的誤導。魏教授以北伐時期的郭沫若為例，闡明“偏見如何使我們遠離真相”。例如對“文人從政”的偏見，既是對政治認識的簡單化，也是對文人認識的簡單化，更是對豐富人生的簡單化。北伐時期郭沫若參加了國民革命，從此卷入中國政治旋渦的中心，影響了他的一生。對此，一些帶偏見的學人認為這是郭沫若依附于政治的開始。這種偏見與曆史事實相去甚遠。魏教授分析了郭沫若與北伐三大政治力量的密切關系，提出“不是郭沫若依附于政治，而是當時的許多政治家都在争奪郭沫若”。魏教授說，北伐把郭沫若推向更為廣闊的社會舞台，開啟了他波瀾壯闊的人生，也重新塑造了郭沫若。魏建教授特别強調，“郭沫若與中國革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學術研究課題。例如，以郭沫若當時的人際交往圈為線索，就可以成為探入現代中國諸多奧秘的通道，會使我們獲得很多啟發并取得研究的深入。總之，要把郭沫若與政治的關系做嚴肅認真的研究，而不要隻做簡單的肯定與否定。

問題之三：“貧困”限制了我們的想象力。魏教授以對流亡時期的郭沫若研究為例，分析學科細分化、知識面狹窄所導緻的“貧”“困”如何限制了我們的想象力。通常的研究以為郭沫若一生有兩個創造高峰，一是《女神》時期，二是40年代史劇史論時期，但是魏教授通過研究與數據分析提出，在兩座高峰之間郭沫若還有一個更高的創造高峰，那就是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前期。在這一時期，郭沫若把自己人生的最低谷逆襲到他創造的峰頂。僅1928到1932年，郭沫若就出版了36本個人著作，涉足11個學科門類（文學、曆史學、古文字學、翻譯、政治、書法、美術、考古、科學、經濟學、人類學），在極限的自我挑戰中，從一個抒情詩人轉型成一個冷靜的學者，并達到了驚人的學術高度。不僅如此，郭沫若還開創了把多學科“熔冶于一爐”的中國古代文化研究體系。魏教授一方面梳理郭沫若在衆多領域取得的成就，一方面說明：限于單一的學科領域和有限的學識，研究者難以把握這位“球形天才”的巨大創造能量。

最後魏教授說，以上三個問題在當下中國人文學科研究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隻是郭沫若研究表現得比較明顯而已。

講座結尾，主持人黃轶教授對本場講座給予高度評價。黃教授認為，魏老師由郭沫若文學和學術成就的“三座高峰”為起點，給我們廓清了郭沫若研究中的三個重要問題：既“成見如何阻止了我們的獨立思考”、“偏見如何讓我們遠離真相”、“學科細分化如何限制了我們的想象力”等很多觀點都打動了我們。楊劍龍教授、董麗敏教授等也暢談了自己對于魏老師講座的感想和思考。魏教授還與在場的研究生們進行了互動交流，針對郭沫若研究的一些熱點話題，做了認真解答。本場講座在愉悅的氛圍中畫上了圓滿的句号。講座不僅對我們重新認識郭沫若、重新認識中國新文化有重要意義，對我們重新審視人文學術研究的路徑和方法都有重要啟發。

撰稿：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