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下午14時，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羅崗教授做客bevictor伟德官网“名師雲講堂”，在“騰訊會議”平台上開展了一場主題為“汪曾祺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精彩講座。本次講座由bevictor伟德官网董麗敏教授主持，吸引了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重慶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山東師範大學、暨南大學、長春師範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高校的近三百名師生共同參與。
今年正值汪曾祺先生百年誕辰，如何評價他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和意義，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羅崗教授以此為切入口，先引入了兩篇在确認汪曾祺文學史位置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文章，一篇是黃子平的《汪曾祺的意義》，一篇是李陀的《意象的激流》。這兩篇論文分别從過去與未來的角度對汪曾祺予以評價，黃子平追溯了汪曾祺與40年代西南聯大文學傳統的淵源，認為其作品把一種“現代主義”意義上的文學傳統與新時期文學接續起來；而李陀關注的是汪曾祺對“八五新潮”産生了怎樣的影響，将其指認為尋根文學、新潮小說的先導。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汪曾祺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了迥異于“前三十年”的新質。
羅崗教授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在80年代的橫空出世，對汪曾祺文學史地位的确立有着很大的影響。“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打破了原有的以革命史觀為話語支撐的近代、現代、當代文學概念體系，将“20世紀中國文學”視為一個有機整體。這是一種以“現代化”史觀為元叙述的文學觀，它建立起了一套祛除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乃至“共和國前三十年文學”的“現代”文學傳統。“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所認同的文學不是為革命服務的他律性的文學，而是回到文學本身的自律性的文學。80年代出現的傷痕、反思、改革文學，雖然在觀念上實現了現代化，但在文學形式上依然延續着“十七年”文學的傳統，顯然這些作品并不符合“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對文學自覺的要求。在80年代最符合這一文學自覺要求的是汪曾祺的創作，他的作品與時代的聯系看上去并不那麼密切，并且也比較注重語言和形式的探索，因此他的作品在這一套以自律性為核心的文學邏輯中很受肯定。可以說，汪曾祺的文學史地位正是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的邏輯框架下得以指認的，它并非是憑空生産出來的，而是一種新的文學史觀确立的結果。在這種文學史觀的邏輯中，汪曾祺以一己之力将中斷的“去革命”的“現代”文學傳統接續了下去，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去革命”的整體構想是不謀而合的。
接着，羅崗教授指出，80年代汪曾祺的作品風貌不是僅僅對40年代文學經驗的接續，而是在40年代文學經驗與50、60年代文學經驗化合作用下形成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并非是一個光滑的概念，它無法涵蓋20世紀曆史時空中的所有文學。首先，“革命文學”在這套邏輯中是缺席的；其次，1985年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也無法涵蓋之後發生了巨大變化的90年代文學。因而，運用“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來對汪曾祺的文學史地位予以評價是有失全面的，它隻看到了汪曾祺接續了40年代西南聯大文學傳統，卻沒有注意到當代文學前三十年文化經驗對汪曾祺80年代後創作的影響。在這裡，羅崗教授列舉了三個例證來證明50、60年代文學經驗對汪曾祺的影響：汪曾祺對作為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方向的趙樹理十分推崇；老師沈從文認為汪曾祺在創作樣闆戲的過程中得到了施展才華的空間；以及汪曾祺在後來的寫作中對于下放勞動這一經驗處理，采取的也是與80年代流行的“受難叙述”迥異的叙述方式。種種迹象表明，被“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遮蔽的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文藝、人民文藝傳統對汪曾祺的創作也是有着重要影響的。
在厘清了汪曾祺80年代作品的曆史淵源後，羅崗教授以“汪三篇”（《受戒》、《大淖記事》、《歲寒三友》）為主要解讀對象，進一步探讨了汪曾祺與80年代文學的關系。他認為，看似遠離時代主潮的汪曾祺并不認同對其作品進行去曆史化、去政治化的解讀，他用自己的方式重建了個人與改革時代的關系。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農村體制改革的标志是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俗稱“包産到戶”，使得農村恢複了被“集體化”中斷了的、以承包土地為主要特征的小農經濟，以及圍繞小農經濟産生的以副業、兼業為主的小商品生産與交換現象，湧現了大量的“小有産者”。汪曾祺以其特有的敏感，用文學的方式對農村改革加以回應，《歲寒三友》中的畫師、小商人，《大淖記事》中的錫匠，可以說都是這類人的寫照。其中最典型的是《受戒》中的趙大伯一家，他們擁有一定的生産資料并且能夠實現自給自足。在小說中與寺院經濟相對應的、具有明顯“理想色彩”的這一家人的生活方式，正是當代農村改革産生的小有産者理想的生活範式。可以看出，汪曾祺小說的小有産者的理想與八十年代的改革是密切相關的，他通過小有産者的理想回應了那個時代。但他的作品并不止于對小有産者理想的描繪，而是更進一步的指出了這種理想生活本身的脆弱性。它既體現為實現理想所依賴的外部物質世界易被摧毀，也體現為小有産者理想自身存在着問題，更體現為小有産者被逐利的欲望帶動卷入殘酷的市場競争中以緻最終血本無歸的風險。這種種脆弱性暗示着80年代改革生産出來的“小有産者”理想存在着種種外在的危機和内在的困境，表達了汪曾祺非常特殊卻也十分精到的對“改革時代”的贊美與憂思。
最後，以《歲寒三友》的結尾用友情超越算計為例，羅崗教授指出，汪曾祺小說最美之處在于，對小有産者理想和困境的展示以及反思之後的超越，這種經過現實殘酷醜惡的淘洗而提煉出的人性之美，顯得尤為動人。
講座結尾，主持人董麗敏教授認為羅崗教授的講座從小處入手又着眼于大局，視野宏闊且文本解讀細緻入微，充分顯示了文學史研究的魅力。她從三個方面對對講座進行了總結：通過将已經被刻闆化理解的汪曾祺重新“陌生化”，折射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及史觀的複雜性；通過對汪曾祺與前三十年關系的梳理，呈現了汪曾祺創作以及1980年代文學資源構成的多元性；通過處理汪曾祺與80年代的關系，展示了文學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應并介入到了當代社會轉型過程。随後，在場師生向羅崗教授提出了各種問題，羅教授耐心地一一解答。講座在大家熱烈的讨論中圓滿結束。
撰稿：李星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