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下午2點，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程光炜做客bevictor伟德官网“名師雲講堂”，在騰訊視頻會議平台上帶來了一場題為“‘出埃及記’：再讀張光年的《向陽日記》”的精彩講座。本次講座由bevictor伟德官网董麗敏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100多位教師和研究生參與。
《出埃及記》是西方聖經文學中最富藝術性的經典叙事文本之一，它主要講述了英雄摩西帶領以色列先民出埃及到西奈山領受“十誡”的故事。這是整個猶太民族共同譜寫的關于自我救贖的偉大史詩，在人類曆史記憶中烙刻上永久的印記。會議伊始，程光炜教授以此切入，指出在張光年的《向陽日記》（1972-1975幹校後期部分）中同樣可以解讀出屬于特殊曆史時期一代人的“自我救贖”精神。随後，程教授結合豐富的史料為大家厘清了研究對象的範圍與背景，細緻介紹了其問題意識和研究動機的形成過程，并返回到具體的曆史語境中對張光年及其《向陽日記》進行了深刻剖析。
随着社會曆史的不斷演進，“五七幹校”這一特殊的曆史産物逐漸沉沒在時代記憶的深處，程教授史海鈎沉，在講座的前半段引領青年研究者們廓清那段斑駁模糊的曆史面貌，梳理了“五七幹校”的産生發展過程以及知識分子與“五七幹校”的種種關聯。“五七幹校”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間，為貫徹毛澤東《五七指示》，将黨政機關幹部、科技人員和大專院校教師等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場所，“五七幹校”由此成為中國當代史上一個特定的名詞。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國作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以下簡稱“學部”）等單位的文化精英統統進入幹校，其中，中國作協成員主要集中在湖北鹹甯和天津靜海（團泊窪）的兩處“五七幹校”，學部成員主要集中在河南信陽的“五七幹校”。文革前，張光年擔任《文藝報》總編輯，後被下放至湖北鹹甯“五七幹校”，幹校選址在向陽湖旁，幹部們在此從事圍湖造田勞動，張光年開啟了六年的幹校生涯（除去返回北京養病的時間，實際上是三年），《向陽日記》也由此命名。程教授擇取其中寫于1972-1975年的日記進行研究，他指出，《向陽日記》在1997年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與寫作時間相隔二十餘年，修改幅度較大，其中必然滲透着日記作者與社會環境的種種博弈與反複考量。為了使得這段被挪動的曆史複現得更為真實，程教授在研究過程中引用大量旁證作為畫外音，又融入個人思考作為小注，從不同維度對這段即将被遺忘的曆史進行了細緻周密的打撈。
談及緣何會對幹校問題和這一代人産生研究興趣并定為選題時，程教授主要做出了以下四點說明：其一，研究價值較大。“五七幹校”中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後來都成為影響新時期文學的中流砥柱，沒有六七十年代的積聚蓄勢，也就不會出現八十年代的文學圖景，因此這一代人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起着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如何勾連起過渡前後的兩個曆史時期意義十分重大；其二，個人成長經曆的影響。程教授和師生們分享了自己的十年幹校子弟生活，作為這段曆史“間接的當事人”，既擁有觸摸曆史真實的條件，又能夠拉開與研究對象的距離，留出作為研究者反思與想象的空間，因此，以多元視角勾畫這一代知識分子群像的工作既屬個人意志，也具備較強的可行性；其三，理論閱讀的觸發和曆史感覺的驅動。程教授提到，自己在偶然閱讀哈拉爾德·韋爾策（Harald Welzer）編著的《社會回憶：曆史、回憶、傳承》時，受到啟發，形成了一定的曆史感覺和研究思路；他還就此勉勵各位青年學者，一個成熟的研究者要勇于跳出刻闆的研究框架，逐步尋找和培養曆史洞察力。最後，程教授表示，對張光年的研究隻是自己計劃撰寫的“集體傳記”中的一部分，而這部“集體傳記”将會在個人記憶與群體記憶的碰撞中，以非苦難叙事的視角和方式被完成。
随後，程教授返回到張光年幹校後期的日記文本中，沿着日記作者分布于鹹甯—北京—靜海等地的足迹，從時空的轉換遷移說開去，還原張光年的治病歸去來、讀書與會友、在“解放”傳聞中和滞留出版局等若幹曆史事件，關涉到“過去”、“今天”、“習慣”、“互動”和“反思”等幾個關鍵詞。程教授指出，從張光年的日記中可以發現，病痛不單是身體，而且蔓延滲透到了心靈世界。以當代美國學者蘇珊·桑格塔（Susan Sontag）的“疾病隐喻”理論為參照，張光年疾病明顯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張光年在日記中披露的十幾種疾病；而更深層次的則是，身體的疾病内含着心靈的疾病，個人的疼痛隐喻着國家的危機。于是，幹校既成為精英曆史的終點，也構成了他們重新認識曆史并調整與曆史關系的新起點。最後，程教授總結到，在張光年的日記中實際上存在着一個隐含的主題——自我拯救，日記作者将出埃及記中摩西的英雄故事改裝成自己蒙難、受難、自我拯救的故事，這也可以延伸理解為一代人的自我拯救曆程。
董麗敏教授對本場講座給予高度評價并進行總結。她認為程教授長期以來對 “當代文學六十年”整體視阈的建構、“當代文學曆史化”的方法論意識以及“重返80年代”的研究實踐探索，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起到了重要的引領和支撐作用。接下來她談了自己的三點感受：首先，程教授的講座雖然以張光年這一個案入手，但對史料的有效處理、對理論的恰切運用，使得隔膜的曆史能夠以更有現場感的方式被呈現出來；其次，這一研究不僅完成了大量史料的整理工作，更為重要的是把近年來“向下看”的微觀史觀、記憶史學的基本理論方法和張光年的《向陽日記》有機結合起來，對張光年個人記憶與社會集體記憶之間的互動過程進行了系統解讀，并将勢、理下的情感、心靈的微妙之處呈現出來；第三，程教授的研究很好地诠釋了一個人文研究者的轉化作用，那就是如何把個人立場與研究對象進行更具分寸感的對接，使得過去的曆史能借助研究者這一中介而對今天發揮作用。最後，程教授與各位師生進行了互動與交流，本場講座在愉快的氛圍中畫上了圓滿的句号。
張光年簡介：張光年（1913.11.1-2002.1.28），别名光未然，湖北省光化縣（現老河口市）人，中共黨員，現代詩人、文學評論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并被選為第三、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産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27年在家鄉參加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1929年加入中國共産黨；30年代起從事進步戲劇和文學活動，1931年入武昌中華大學中文系，1935年在武漢發表歌頌抗日志士、反對賣國投降的歌詞《五月的鮮花》，1936年到上海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9年到延安創作組詩《黃河大合唱》；皖南事變後赴緬甸主編《新知周刊》，組織華僑青年戰時工作隊；建國以後，張光年一直在北京從事文藝活動，先後擔任《劇本》、《文藝報》、《人民文學》主編。
撰稿：郭如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