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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雲講堂回顧 NO.18 | 張鴻聲：城市文學研究的曆程

發布日期： 2020-05-08 作者：浏覽次數： 212

4月27日19時，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中文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張鴻聲教授做客bevictor伟德官网“名師雲講堂”，在“騰訊會議”平台上開展了一場主題為“城市文學研究的曆程”的精彩講座。本次講座由bevictor伟德官网黃轶教授主持，吸引了來自校内外的一百多名師生共同參與。

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關于中國現當代城市文學的研究漸成熱點，而城市文學研究是如何凸顯出來、又經曆了怎樣的演變呢？張鴻聲教授首先在現代文學史總體視野中從三個方面辯證地考察了這一問題。

一是文學史中的城市文學叙述。他概括了現代文學史的幾種主要現代性叙述，包括“革命叙述”、“啟蒙叙述”、“城市日常叙述”，詳細地闡釋了不同叙述中的主要文學形态，并對幾種叙述的演進做了曆史分期說明。他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以重點涵括初期革命文學、魯迅及其雜文、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十七年文學為主構成了“革命叙述”的文學史；從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思想和文化的變革，五四初期文學、魯迅小說與散文、鄉土文學、自由主義文學、“80年代文學”等成為研究的重點，由是發生了從“革命叙述”到“啟蒙叙述”的文學史轉變；而90年代後，又出現了建立在物質與消費現代性上的城市日常性叙述，具體體現為“晚清文學”、“30~40年代的上海文學”、90年代後文學等成為研究熱點。在這三種文學史叙述的曆程中，城市文學經曆了從無到有、從有到盛的過程。

二是80年代後的城市文學研究。張教授認為，80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經曆了三個階段的演進，即作家作品論階段、文學流派論階段、文學形态論階段，并從學術史考察的角度系統梳理了吳福輝、餘鳳高、應國靖、嚴家炎、李今、許道明、楊劍龍、李嵘明等當代學者的研究，對各個階段代表性研究成果從特征、範式和意義價值方面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和闡釋。

三是城市文學研究對曆史叙述的影響。張教授對城市文學研究曆程做了辯證的審思，他認為，文學史叙述形态的演進推進了城市文學經曆了從無到有、再到興盛的過程，而另一方面，城市文學研究的發展也反過來對總體文學史叙述格局發生變化、新的近代史史觀的形成産生了重要影響，由是凸顯出當代城市文學研究的突出價值。首先，随着城市文學及其研究的興起，現代文學史的總體格局發生了變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形成的以啟蒙文學、工農兵文學、鄉土文學為主要形态的文學史格局，逐漸轉變為啟蒙文學、鄉土文學、城市文學鼎足而立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随着九十年代左翼與啟蒙兩種文學史叙述相繼弱化，在文學史叙述的等級因素中，源自城市文學的現代性，特别是日常性文學史叙述幾乎一枝獨秀，這在各種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史著作中有着大體一緻的表現。其次，對于城市文學的研究，由于得到了來自左翼意識形态減弱、市民社會興起的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社會思潮的支持，進而以極強的曆史闡述性出現，與史學研究中所謂 “新史學”，特别是法國年鑒學派方法中的注重民間社會形态、“公共領域”、行會、商會、社團研究相吻合，因此，關于城市文學與媒體輿論、大衆傳播、經濟制度、學校教育、出版機構、流行生活等等公共社會領域的關聯，又成為了新的熱點，構成了某種現代中國整體史觀的一種，特别拓展了新的近代史史觀在學術研究和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通過對新時期以來城市文學研究的曆程與動态進行梳理，張教授認為，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大緻經曆了作家作品論——流派論——形态論——文學史論——新的近代史史觀等各個階段，有日漸超出傳統城市文學題材、流派、形态研究範圍的迹象。通過對海外漢學家理查德·利罕、張英進、李歐梵、王德威，國内學者陳平原、趙希方等人的城市文學研究著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人們的關注點，從“文學表現城市形态”開始轉移至“文學對城市性的表達”，甚至是基于城市性表達而來的曆史觀念，而這一現象預示着我們已經不能固守傳統的城市文學研究了。張教授将這種新的城市文學研究範式指稱為“文學中的城市”研究，并且從文學文本通過想象和虛構“賦予城市什麼意義”、“為什麼賦予這些意義”、“是怎麼賦予城市意義的”等三個邏輯性問題，對這種新的研究範式突破傳統反映論走向話語論的内在結構進行了深刻的闡釋。

接着，張鴻聲教授以上海為例，對“文學中的城市”研究這一新範式作了個案性的實操注解。他從1979年版的《辭海》中關于上海的描述開始，分析了從普遍性的城市知識到文學文本的想象、學者們的文化釋讀等諸多上海論述的現象，從而指出，在論述現代性為線索的上海想象時，曆史上的左翼叙述突出“國家”、“革命”的現代性，而八十年代以來則側重把日常性現代性作為主要線索，又将“國家”、“革命”的現代性擱置一邊，對所謂“上海想象”的研究仍不是一種完整的“文學中的上海想象”，其實質是現代性意義的斷裂。基于此，張教授提出對上海論述的個人意見，即三個關鍵詞，分别為：表征國家進程的“鑰匙”、隐含西方性的“窗口”、區别與鄉土中國特征的“飛地”。通過分析，張教授指出，“城市想象”研究的基礎在于将文學中的城市經驗與城市叙述分離開來，也就是說，“文學中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斷被賦予意義的，而不完全是城市的自我呈現；“文學中的城市”其實有兩個，一個是文本意義上，或被文本意義所堆積起的，一個是實際的、作為地域存在的城市。在文學中，無論是賦予現代性意義的“大叙述”（例如：上海之于左翼解放意義，上海的霞飛路之于非中國化的消費與堕落的象征意義，上海的工人新村之于國家工業化的意義，等等），還是賦予東方性本土性的“小叙述”（例如：張愛玲、王安憶等作家筆下的上海弄堂、梅家橋等文化記憶），城市都不斷被賦予各種意義，成為一種現代城市知識的共同體，并以此構築了城市文學或 “文學中的城市”強大的現代性身份，它可能沖淡乃至瓦解城市實際的多元、複雜的東方特性，以及作家個體的城市經驗。這種現象，不僅在上海城市文學研究中存在，北京同樣也非常典型，而且類似的問題同樣還可以對廣州、武漢、南京、濟南以及巴黎、紐約等國内外城市進行觀察和思考。

講座最後，董麗敏教授對張教授的講授予以回應。董教授認為：張教授從學術史角度清晰而又系統地勾勒了“城市文學”研究範式發生發展的過程，以此拓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城市研究的新空間，給人以很大的啟發，主要有這三點：其一，張教授展現了當前城市文學研究從“城市文學”向“文學中的城市”的研究重心的轉化，這意味着“城市文學”研究不僅僅局限在文學領域内部，而是具有了跨學科研究特性，需要引入曆史、理論、社會學等多種學術資源建構起更為完整的知識結構，才能撐得起這一轉化；其二，張教授強調了“城市文學”研究從反映論向話語論的轉化，這打破了僅僅在寫實的維度上來定位文學之于城市研究的作用，凸顯了文學所獨有的理解和打開城市研究的方式其實更在于賦予城市以人文意義，這一認知，極大地提升了文學研究在整個城市研究中的價值；其三，張教授很好地處理了“大叙述”（現代性）與“小叙述”（本地性）之間的辯證關系，超越了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使得對于上海這樣的“摩登城市”的解讀更接地氣。

張鴻聲教授多年來專注于城市文學和城市文化研究，此次講座既高屋建瓴又詳盡入微，學理闡釋深入淺出、精彩疊起，參會者均受益匪淺。

撰稿：楊高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