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師雲講堂 回顧 NO.33 | 陳引馳:中古士人之思想演進與文學
發布日期: 2020-05-20 作者: 浏覽次數: 241
5月12日晚18點半,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複旦大學中文博士後流動站站長陳引馳先生,做客bevictor伟德官网“名師雲講堂”,在騰訊會議平台帶來了一場題為“中古士人之思想演進與文學”的精彩講座。本次講座由bevictor伟德官网詹丹教授主持。陳引馳教授的講座吸引了全國300多位研究生和青年教師的積極參與。

陳引馳教授

講座由五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講的是中古文人身份的轉變。

中古時代處于東西問題向南北問題過渡的時期,對文人士大夫而言,當時的思想文化從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态變成多元狀态,他們面對思想選擇問題,呈現為思想交融。

第二部分講先秦至魏晉的思想流變。從時代的脈絡看,這個時代的思想背景是比較傳統的,穩定的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的演變。陳教授從先秦諸子說起,先秦百家争鳴到了漢代初期,思想狀态呈現出收縮整合的态勢,這是大一統下的思想局面。比如墨家的科學精神到了漢代就不見了蹤影。思想收縮時期的思想鬥争,最為激烈的是儒家和道家。西漢初期盛行黃老之術,道家勢力就比較強大,到了漢武帝則開始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東漢末期,諸子又重新複興。這個時期,思想多元發展,各種束縛變少,這當中出現了一個主流,就是所謂“玄學”。


第三部分是講兼容儒道的玄學的興起。陳教授從易、老、莊對于“竹林七賢”的影響說起。先是對“玄學”做了一個定義,認為中國人思想的演進,不是建立一套款全新的體系來實現代際輪替的那種類型,而是對前人的著作做一番闡釋發揮,來表達自己的新思想。玄學相當于一部分從既有的儒學經典中轉化出來的。陳教授提到玄學第一代人物何晏、王弼等,他們對《周易》《論語》《老子》下工夫很深,對莊子關注很少。何晏、王弼等人通過對《周易》《論語》等儒家經典作注,用這種方式對“有”“無”這類很玄的問題闡發意見,表達感想。根據《世說新語》等史料的記載,他們心中最高的聖人還是孔子,他們尊重儒家經學傳統,他們活躍的年代是曹魏的正始年間(240-249),所以曆史上稱他們的學術是“正始玄學”。

到了“竹林七賢”,他們在讨論《周易》和《老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莊學”。魏晉名士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最有異彩的群體,從《世說新語》來看,“竹林七賢”很有風采。陳教授認為竹林象征一種隐逸理想,隐逸是針對世俗世界而言的,從很大程度來說,特定的魏晉時期造就了這樣一個文人群體。他們處在曹魏皇室和司馬氏貴族集團之間,政治鬥争嚴酷,竹林七賢的隐逸潇灑其實有着深深的無奈。竹林七賢之間關系的解體,也與他們各自在現實中的政治立場很有關系。比如山濤、阮籍在司馬氏的麾下,嵇康在曹魏一邊,所以作品《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成為某種實證。陳教授提醒大家要看重嵇康的理論修養,嵇康在玄學義理上的讨論在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和地位,比如他的《通老論》《通易論》《達莊論》都很有标志意義。此外,嵇康、向秀等人都喜歡談論莊子,竹林七賢對于莊子的興趣遠遠超過何晏、王弼一輩。

第四部分講的是玄學對于士人的意義。士人追求超越的自由生活的一個思想根基就是玄學。玄學對于當時的文士有什麼意義,陳教授以嵇康和陶淵明舉例說明。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體現了自己的出仕态度,稱人各有本性,要走自己的路。這個“循性而動”是從莊子那裡來的,談的是本性應該被尊重。嵇康等人吸收了莊子的想法,在人生困境的時候,就有了一個思想資源或者為人生選擇而辯護的一個理由。

陶潛一般被認為是“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隐逸之人,大家應該注意他的出仕經曆,前後有五次,其中在荊州時期的兩次做官其實對于陶潛的影響很大。當時,他先後跟随桓玄和劉裕,見證了他們翻天覆地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想象詩人的内心波瀾,或者他并不是樂天知命的簡單純粹的田園詩人,他有用世之心,隻是他在曆史轉型時期,與新的曆史動向不契合,所以他歸隐田園。也就是說,應當在曆史背景上去考慮陶潛的歸隐,他的歸隐可能并不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清楚明白,有一種時代重累的無奈。他實際上是在官場失意之後,靠“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的“性”,在精神和詩歌上重塑自己,為自己辯護。也就是說這種老莊影響下的天性的解釋,其實對于嵇康和陶淵明的現實生活都有幫助,對士人的人生是有助益的。

第五部分,講佛教傳入之後士人的回應,其實是士人将三教圓融之後的一種自在受用。陳教授認為,縱觀整個中古時期,最大的變動不是玄學的興起,而是佛教的傳入。佛教在兩漢時期傳入,東晉以後開始對士人産生影響,最初,因為中國士大夫有儒、道兩種思想傳統,所以對于佛教有排斥态度。《世說新語》中有支道林為了傳播佛教在謝安、王羲之等諸多名士中遊走,卻不受重視的記載。陳教授談舉例說明佛教對于士人的影響,提到謝靈運是中國少數留下論述佛教文字的人。王摩诘則是對佛教了解很深的一個詩人,他處在禅宗北宗向南宗轉換的時代,對北宗南宗都有接觸。白居易則“三教通吃”,隻要對于他的生活、心靈有幫助的,他都會去吸收,比如白居易的《味道》《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銘并序》等作品中就有體現。也就是說,從王羲之、謝靈運、王摩诘到白居易,從東晉到中唐,“儒道佛”三家思想在士人中間是存在的,并且不是相互沖突,是相與兼融的。

不過在士大夫那裡,思想格局中一直有一種緊張感,使得這種多元狀态慢慢發生改變,士人開始尋找一個新的方向。一個是内在的方面,儒家對人的内心世界關注比較少,莊子稱儒者“陋于知人心”。儒家由此反省這個問題,從自身思想傳統裡找資源,回應佛教。一個是外在的方面,比如韓愈的辟佛,寫了《谏迎佛骨表》《原道》等,從實踐角度反思佛教。這個反思和重建的過程很複雜,到了宋儒那裡才算走出來。


總之,士人的思想演進與文學在中古時期有特殊呈現,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在講座的互動環節,大家結合陳引馳教授的講座内容與自己的研究,踴躍求教,比如請教唐代士人對佛教的認識、玄學在六朝時期的情況、玄學與儒道關系等問題。陳引馳教授一一解答。短暫的交流,迸發了思考火花,啟發了學術思路,大家獲益匪淺,意猶未盡。

最後,詹丹教授對陳引馳教授的講座進行了總結,認為陳引馳教授的講座深入淺出,陳教授雖然說他要将複雜問題向簡單裡講,但卻是力圖讓我們從複雜性上去理解中古時期。陳引馳教授的講座問題意識突出,視角新穎,對中古時期這個特殊時期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讓我們對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思想流變的理解更加深入。講座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圓滿結束。

撰稿:王玉


Baidu
sogou